最近某地爆出多人高考被冒名顶替，顶替者被发现后，她的同事说陈春秀做的太绝了，搞的两败俱伤。
通报制度已成为风险信息发布的前置程序，并且仅限于卫生行政系统内部。（一）促进风险信息公开的结构均衡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所提供的交流平台在不断地向亘古以来的社会中心——边缘结构发起冲击，这不仅包括对既有的权力作用体系的挑战，也包含着对风险分配权的解构。
不过，这种通过立法界定的风险信息范围应该是动态调整的，而不是一次完成的，要通过持续的专业判断和定期的增修机制完善风险信息的立法判断。风险预防所涉及的利益权衡，不仅包括政府规制活动本身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而且还涉及风险本身的可能的收益与代价之间的权衡，以及风险与替代风险之间的本益比较。在信息发布内容上，不仅应包括各类较为详实的风险信息本身，而且还应包括风险治理的防控信息、服务信息以及专业解读信息等。公民知情权作为一种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已远远超过作为传统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参政、民主监督权，其在现代政府治理中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新型综合性的信息权利，包含着民主参与、秩序稳定、权利保障等多重权利属性和功能，其中尤其以权利保障的性质越来越突出。如果风险信息过度集中在某一个部门，甚至对风险信息刻意隐瞒和压制，则不仅会造成公众恐慌和误解，也会损及政府风险治理和危机处置的能力，错失风险治理防控的最佳时机，导致风险效应扩大。
各地方政府也通过电子政务平台、微博、公众号等定时发布最新疫情动态，各类新闻客户端、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短视频平台等更是积极配合疫情相关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譬如，新冠肺炎在疫情初期并不为人们所知，但随着科学认识的加深而随之被纳入法定的乙类传染病范围，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参见湛中乐、尹婷：《论学术自由：规范内涵、正当基础与法律保障》，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10条第3款，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一样具备民法上的法人资格，不过同法第 19 条将民办高校区分为营利性法人与非营利性法人两种。文章在论述上将立足于法条、学说与判例三者，围绕法律保障体系解析、概念厘清、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探究等几个角度展开。当然，这种理由仍然是一种学理上的理由，实定法上应当被解释为法律出于尊重学术自治的考虑，赋予了学术共同体高度的裁量权（《高等教育法》自主用语应当在司法过程中被解释为授予裁量权），这种高度的裁量权才是真正规范意义上法院谦让、尊重的理由。[34]换句话说，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据下，是不能对行政相对人作出侵害性行政行为的。
第三，真正对抗立法的理由是具备宪法基础，只有成为一项宪法权利，才可以在本质上对抗立法。这两份政策文件中，办学自主权一词的使用占了主导，且前一份文件仅使用了办学自主权。
处理案件意味着起诉对象必须是案件，而不是其他的事物，换句话说必须具备具体争议的特征，因而如在尚未发生具体争议，并不影响原告权利义务的情况下直接将某项抽象规范诉至法院要求认定违法性，此种情况也是不符合审判定义的。现行法上事业单位有可能在公法上认定为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首先，一项宪法上保障的制度如果没有法律对其进行具体化的话，制度本身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此时，上述学生因留级处分起诉学校的例子中，法院在审理时就应当比照法律，对留级处分的程序是否不当、是否超越滥用裁量权等进行审查，但不可以审查成绩的具体正确与否问题，不可以替学校重新批阅试卷或论文。
[30]例如，参见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38号）。其次，可以考察《高等教育法》出台前的政策文件。也就是说，发源自德国的依法行政原理正是建立在国家—公民两极对立之基础上的，换言之只适用于外部行政，[32]依我国法语境来说就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才适用依法行政原则，一个行政主体与另一个行政主体之间（内部行政）并不需要受此拘束。此后的法律规范（如《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均不一致，有的法律规范仅使用办学自主权一词，有的却在一部法律里区分自主办学和办学自主权两种术语。
不过，如果我们结合现实，不难发现办学自主权的具体享有主体最有可能在校领导、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四者之间产生争议，诸多议事机构基本由这四类人组成，因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已。[37]但是，难道公办高校与普通事业单位相比就不存在特殊性了吗？答案当然是存在的，这种特殊性就是《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所规定的自主办学。
《高等教育法》只采用自主办学的术语反映了这一理念。（一）法律体系与结构 第一，从狭义的法律层级来看，直接而明确提到保障高校自主办学的法律是《高等教育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间接提到的是《教育法》。
最后，从学理探究上说，德语法律用语中表达自治的Autonomie一词本身既可以翻译为自治（自主），也可以翻译为自治权（自主权），并不作区别，也因此表达大学自治的Hochschulautonomie一词既可以译作大学自治，也可以译作大学自治权。[25]参照藤井俊夫『事件性と司法権の限界』（成文堂、1992）103-104頁以下。办学自主权是自主办学制度派生出的权利，但与大学自治相呼应的本土术语应当是自主办学。例如，对事业单位来说，编制管理、工资划拨、定价、合并重组审批等都是国家自己行使的权力事项，相反，对企业和社会团体来说，这些事项都是自己的民事权利（或只需履行登记）。第一，在是否可诉的问题上，只要属于法律上的争议，是审判权的管辖范围，且不属于实定法上明确排除的不可诉事项，那么法院就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外。进入 湛中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主办学 办学自主权 大学自治 依法治教 。
[21]这两个词看似简单实则道出了审判的真谛：适用法律意味着可以通过对法律规范的运用而解决纠纷，因而例如两个宗教团体因为教义问题产生纷争，这便不是司法问题，不属于审判权范畴。其次，在与政府（行政机关）的关系上，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团体是否存在不同呢？本文认为，上述法律保留的规则（第一、二、三条规则）是完全适用民办高校的，只是量上存在很大的不同。
第一，当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事业单位行使行政职权时，此时事业单位在这一授权事项上就成了行政法上的依授权组织，性质是依授权的行政主体，它与上级主管行政机关属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上级机关可以依各种红头文件对其进行管理。[29]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行初字第1064号行政判决书。
就上述规则举例来说，例如公办高校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处置是法律授予高校行使的行政职权（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照理按照上述二条规则，该事项上国有资产主管行政机关与高校就是内部关系，并不受到依法行政的拘束，然而，《高等教育法》38条将资产管理列为了自主事项，因而根据第四条规则遵从法律优先，高校对资产的管理使用就成了自主权事项，上级行政机关对高校管理使用国有资产的干预、监督和管理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方可为之。[41]这或许因为过去我国实践中民办高校数量较少，相关问题尚未得到立法明确的缘故。
大学自治的本土研究首先是一个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分析与解构问题，现行法制体系是怎样的、如何去解释、怎样依现行法去保障是研究的重点。[4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38]参见湛中乐、李凤英：《论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其中，尤其是鉴于学术事务的高度专业性与自主性，并不适合司法机构去代替学者专家们去作出决定。
首先，依法理来说，既然我国《宪法》47条保护学术自由，要求国家尊重高校的自主办学，那么公权力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过度规范就显然与其相背（尤其是民办高校），这种公权力当然包括立法权。[28] 事实上，我国判例总体在向着这样的方向发展。
但同时由于学生是大学的利用者，服从教师的教导和管理，因而学生的权利应当被解释为小于教职工群体。最后，既然大前提、小前提都成立，那么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推导与结论：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是学术自由赖以成立的基石，既然我国《宪法》47条保障了学术自由，那么第 47 条当然可以是我国大学自治的宪法基础。
最主要的就是两大对立观点，一是国家授权说，二是固有自治说。其一，《高等教育法》11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
另一方面，如果某一事项原本属于高校权利事项（如内设机构设置），现又是《高等教育法》规定的自主事项，那么根据法律优先原则，任何现行或今后的下位法都不可以将该事项改变性质，都不可以将其变更为权力事项。[4]例如，参见黄华均、刘玉屏：《民办教育地方立法的政策替代现象管窥》，载《辽宁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48]首先，《办法》向公办高校作出了完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的义务要求（4条），因而内部治理既是高校自己的权利，又是高校的义务，既不受国家过度干涉，又必须向国家承担确保内部结构合理化的义务。然而，肯定繁荣的同时也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点盲点或不足。
其次，从合理性和科学性角度来说，每所高校都有各自的校风、传统、历史和理念，部属、省属、市属高校、民办营利性高校、民办非营利性高校各自存在巨大的校情差异和原生内部结构，如果采用中央立法的形式全国统一对这些数量众多，风格迥异的高校整齐划一、细致规定内部治理结构，不仅不合理，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最后，发源自德国的大学自治经典理论中，自治权利享有主体应当是教授（教师）及其组成的教授会，教授会是大学的绝对权威和最终意思决定机关，学校与院系领导及其行政管理人员从教授中产生，而学生是依附于教授的非独立主体，享受附随性自治权。
根据实定法的这一规定，所有公办高校都必须依据《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内容制定适合自己校情的，满足本校全体师生要求的大学章程，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自己的办学自主权。第一，《高等教育法》11条的措辞是依法自主办学，依法即是一种广义法律保留式的宣告，既意味着高校的自主办学由法律保障，也意味着只有法律才能限制、改变高校的自主权。
[5]与大学自治相比，宪法上明文提到学术自由的国家数量众多，其余宪法文本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也普遍通过言论自由等条款推导出对学术自由的保护。换句话说，《办法》在对章程的内容规定上也做到了既没有过度干涉公办高校内部治理权（如替高校具体规定运行机制），又负责任地列举了公办高校应当在章程上自主明确的事项，目的就是要求公办高校要科学设计学校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框架（10条）。
